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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投资思想史》

200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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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余年,投资是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种途径之一的理念逐渐为国人所知。其实,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投资的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已经有漫长的历史。1202年,比萨大公的著作《算经》就可应用于解决如何在合伙人成员中进行公平的利润分配、序列投资的利润计算、终值的计算和现值的计算等问题。在该著作中,比萨大公记叙了自己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有个人在一家银行存入100英镑,每英镑每个月能获得4便士的利息。他每年取出30英镑。那么他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钱全部取出来?”此后的近千年,人类在投资思想方面的积淀日益丰厚而深奥。

投资思想的历史发展得益于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以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为例,弗兰克·奈特、欧文·费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肯尼思·阿罗、保罗·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佛朗哥·莫迪利亚尼、杰克·赫希雷佛、詹姆斯·托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罗伯特·卢卡斯、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以及乔治·阿克洛夫等,都在投资思想史上留下了他们自己的足迹。同期的一些非经济学家也对此贡献良多,例如约翰·冯·诺伊曼、伦纳德·萨维奇、约翰·纳什、莫里斯·肯德尔等。回溯过往,虽然丹尼尔·伯努利和路易斯·巴舍利耶等的贡献已为人所知,但比萨大公、布莱斯·帕斯卡、皮埃尔·费马、克里斯汀·惠更斯、亚伯拉罕·棣莫弗、埃德蒙·哈雷等的重要思想仍鲜为人知。

这些跨越久远年代的深邃思想,专精而浩淼。收集、整理并妥当地将这些前辈们艰辛积累的学术珍宝展示在世人面前,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浩大工程。美国著名的金融学家马克·鲁宾斯坦(Mark Rubinstein)所著的《投资思想史》一书对此作出了贡献。他凭借自己在金融领域的精深造诣,努力地对第一手的文献进行收集考据,从1202年比萨大公的《算经》开始写起,直至2005年的行为金融思想。时间跨度800余年,分为古代、古典和现代三个时期。在书中,马克·鲁宾斯坦清晰地记录了那些对现代投资理论、资本市场与衍生品市场发展起着深远影响的经济学、金融学和概率论中的基本概念;为卷帙浩繁的投资思想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并以卓绝的文笔对各大家的思想进行功过评析;为投资学者与实践家呈现出精彩纷呈的内容。

作为顶级金融学家,马克·鲁宾斯坦明白,要深入学习金融知识,就必须知道这个领域的思想是如何演进的:这些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走向成熟的?一个思想是如何催生另一个思想的?知识环境是如何滋养思想的成长的?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十分明显的思想曾让人感到十分困惑?基于此,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投资金融理论在年代发展进程中的参考书目,而不是一部投资实践史。这部“投资思想史”涉猎内容广泛,包括方法论的发展和创造理论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包含经济学、数学、心理学和科学方法)。尽管这本书可作为参考书,但也可以作为一部史书从头至尾地阅读。书中大部分内容并没有按照专题来归纳,因为作者力图将投资当做一个完整的领域来看待,并强调一类研究是如何影响其他研究的,而以前它们可能被认为是割裂的。为此本书的写作采用了编年体的形式,因为后来出现的思想不能影响先前出现的思想,而只会相反。

下文是马克·鲁宾斯坦对“序数效用与基数效用、帕累托最优、竞争均衡的优化”等思想的阐述,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扎实的学术功底与明白晓畅的表述功力。

边沁(1780)宣称:人生的目标是追求幸福,而且幸福可以量化;因此,人们在做决策时,谨慎地计算自己的幸福程度,权衡优势与劣势。边沁写道:

“自然界将人类置于两个主宰者的支配之中:痛苦和快乐。只有苦乐能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去做什么。是非的标准乃至因果的联系,都由它们定夺。”

他还认为,财富是获得幸福的手段,但是越来越多的财富带来的幸福增量则是逐渐减少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社会的目标是要让所有社会成员的幸福最大化,对每个人的幸福值进行平等加权再求和就得到所有成员的幸福值。把这些想法综合起来就要求进行把财富从富人转向穷人这样的重新分配,虽然边沁意识到该政策的好处需要与生产率动力降低的弊端进行权衡。财富再分配的问题之一在于如何确定哪些人是社会“成员”。尽管这些观点后来被现代经济学家几度修改,但“效用函数之父”的称号边沁当之无愧。

相反,希腊哲学家们则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有些人生来就是奴隶,而另一些人——哲学家们——就应该是统治者。男人天生就比女人优越。在他们的正义观中,某些人为其他人谋幸福,或者某些人应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幸福,这都是天经地义的。

帕累托(1906)认识到,接受边沁提出的效用基数假设,只需简单地将偏好解释为序数,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但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的《经济学原理》以及其他人利用效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福利比较太强,因而引出了现在所称的“帕累托最优”:一种均衡状态,在这种均衡下,不存在另外的资源分配方式可以在不损害一部分人福利的情况下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后来有人指出,竞争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至此,帕累托最优就成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强有力支持。

阿罗(1951)也证明了德布勒(1959)描述的竞争均衡的两个优化定理:

第一优化定理:如果存在均衡,而且所有与偏好和生产相关的资源都由市场定价,则竞争均衡定是帕累托最优;即消费者之间的资源配置均衡发生任何变动都不可能在不损害一部分人利益的情况下改善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这样我们为亚当·斯密(1776)的“看不见的手”找到了现代证据。

第二优化定理:如果生产规模不存在递减收益且其他某些小条件得到满足,那么对于资源的初始禀赋分配而言,帕累托最优就是竞争均衡。

第二个定理为判断某个配置是否为帕累托最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假定所有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凹性,那么当且仅当该配置在服从消费总供给约束条件下已经最大化消费者效用的正加权平均之和时,该配置才是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是竞争价格体系的现代支持证据之一:即,竞争价格体系实现了资源在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分配,而且不存在另一种分配方式能在不损害一部分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下提高另一部分消费者的利益。第二个支持理由是,竞争价格体系的均衡存在于“经济的核心”:资源配置使得每个人至少不差于他的初始禀赋。

当然,帕累托最优配置组合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竞争价格体系只是挑选其中一个而已。但阿罗指出,通过重新安排消费者的禀赋,竞争价格体系可以实现任何帕累托最优配置。因此,首先重新分配财富,然后让价格体系自由运转,社会就能实现它所需要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由于现代经济学家对人与人财富的比较避而远之,因此,经济学家不会跳出来指出最初的财富分配应该是什么,那是政治学家的事情。经济学家总是回避最让人头疼的问题。

从上文可见,马克·鲁宾斯坦不但将近200年来“序数效用与基数效用、帕累托最优、竞争均衡的优化”等思想的发展演进阐述得精简而清晰,而且对重要的概念追踪溯源,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正如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夏普所说“只有马克·鲁宾斯坦才能够写就这部书。本书特有的写作风格与对材料的筛选使得它处处充满惊喜。对金融经济学理论抱有兴趣的人都应当拥有这样一本书。”

附:本书的目录

目录

译者序

前言

第一部分

古代时期:1950年之前

第二部分

古典时期:1950~1980年

第三部分

现代时期:1980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