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法国小镇，当地独特的地理构造成就了富有特色的矿泉水。阿尔卑斯雪峰的冰川融水在往山下流的时候，先经过一个封闭的砂石过滤层，水流渗过这层砂石，要用十五年的时间。经过十五年的渗透，阿尔卑斯雪峰的冰川水就成了晶莹的矿泉水。1789年夏天，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位法国贵族逃亡到了这里。当时，他患有肾结石，喝了一段时间这里的矿泉水后，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后来，拿破仑三世将一个拉丁文单词EVIAN赐给该镇做地名。两百余年过去了，EVIAN牌矿泉水至今仍保持着“水比奶贵”的贵族形象。

我们在庆幸人间有此珍品的同时，也庆幸人类在它枯竭之前发现了它。这正如某些正值盛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比如保罗·克鲁格曼，在得到世人的认可后，依然能够让人们继续享有其未竭的智慧之泉。

1974年，保罗·克鲁格曼毕业于耶鲁大学，197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从此，他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1982年至1983年，他在白宫担任经济顾问。从1999年起，克鲁格曼开始给《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他撰写过大量的经济学专著和论文，撰写和编辑的经济类书籍有20多本，经济类论文超过200篇。2008年10月1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时年55岁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获得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授奖评语中，瑞典科学院赞赏他创建新理论回答有关自由贸易的问题：“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何影响？全球城市化有何驱动力？”并称克鲁格曼借此整合了先前完全互不关联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这两个研究领域。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月，他的另一部新作《美国怎么了？》在中国内地出版。

在本书中，他回顾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年代的经济停滞。在书中，他写道：

我生于1953年。与同辈人一样，我把自己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应当的。事实上，如许多同辈人一样，我严词抨击美国社会种种甚为真切的不义现象，游行抗议对柬埔寨的轰炸，为自由派政治候选人挨家挨户地奔走。只是在后来的回想中，我才明白地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处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国历史上一段不同寻常的篇章。

战后的美国首先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工资水平大幅上涨，这使数千万美国人走出贫民窟或者离开乡村，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我父母就跻身其中。另一方面，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而且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也不是那么富裕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仍多于富裕人口，但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人们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平等感——显而易见，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

不仅经济发展平稳，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大冲突。在我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就对外政策以及许多国内政策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共和党人不再打算逆转“新政”的成果，他们中甚至还有不少人支持联邦医疗保险。而且两党合作确有一定意义，尽管在越南与种族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尽管出现了尼克松等人的丑闻，美国的政治进程基本上还是由两党共同执掌的，其成员在根本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并非一向如此，我们曾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国家。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来看，美国昔日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的党派争斗，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我们当时认为，美国已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着强大中产阶级的、相对平等的社会，平静的政局是这个国家的常态。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由中产阶层主导、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变化，这一事实越发明朗起来。经济学家开始论述迅速加剧的不平等，他们指出经济进步只惠及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正如《富人国》中所言：当今的富人已形成了自有的虚拟王国……他们建立了一个自足自治的世界，一切齐备，包括自有的医疗体系、交游网络、单独的经济系统……富人不仅仅在变富，他们在变成经济上的外国人，创建其自有的国中之国、社会中之社会、经济中之经济。政治学家也开始讨论不断加深的政治两极分化。那么，经济不平等是政治问题造成的吗？美国为何是唯一不向全体公民提供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婴儿潮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则是受益于小罗斯福的新政。这两种方向的发展都非自然演进的结果，都是由组织化的政治运动所引导的，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指出保守主义运动说到底是要逆转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它是反民主的。他呼吁重新展开社会政策的公共辩论，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以致错失改革良机。

本书展示了保罗·克鲁格曼从经济发展这一根本环节去思考经济问题，注重以全球化视角研究问题，重“治本”甚于“治标”等研究风格。下列是他以往的重大研究成果，从中我们可增加对其研究风格的了解。

1979年，保罗·克鲁格曼的著名的新贸易理论刊登于荷兰《国际经济学杂志》。文章认为，全球化趋向于制造业基地产品和地点的集中，趋向于增加都市生活压力，在集中的过程中，把人们吸进中心。上述过程会造成地区分化，形成一个高技术都市化核心区和一个欠发达“外围”地带。 城市拼力跟进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里的集中问题成为重大政策课题，对发展中国家尤甚。而城市化使都市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难度日益增加。对照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发现这些现象在我国目前正日益突出。

克鲁格曼对经济危机嗅觉敏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克鲁格曼批评东南亚国家采取的固定汇率政策以及泰国的经济政策；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前，他批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等投资者基于固定汇率的盈利方式。

2003年，克鲁格曼出版了他的专栏文章合集《大破解》，抨击布什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他认为，从长期看，布什政府减税、增加公共开支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发动伊拉克战争将使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最后引起严重经济危机。

对于本次次贷危机，克鲁格曼认为：“我们正经历一场与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同样严峻的危机，这场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有类似之处。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可分成以下四步。

第一，住房市场泡沫破裂使拖欠贷款和丧失赎回权的案例激增，继而使抵押支持债券的价格暴跌。

第二，金融交易亏损使众多金融机构所持资本相对于它们的债务而言太少。泡沫时期大家都欠下巨额债务，资本短缺变得尤其严重。

第三，资本短缺，致使金融机构不能或不愿提供经济运行所需要的信贷。

第四，金融机构一直试图以出售包括抵押支持债券在内的资产方式减少债务，但这导致资产贬值，令财务状况变得更糟。这种恶性循环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去杠杆化悖论”。

上面这些学术观点，很好地展示了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的远见卓识。

作为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勇于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政策、甚至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政策问题提出批评意见著称。保罗·萨缪尔森曾经评价说：“保罗·克鲁格曼的声音是孤独的，他讲述着事实，揭穿华盛顿当局既无同情心又无实效的施政。”而他这样做是出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做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进步人士，而做一个进步人士，就意味着要具备党派忠诚。但终极目标并非一党制，而是重建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竞争性民主制。”

徐璐撰稿

附：本书目录

第一章 回首过去

第二章 长镀金年代

第三章 大压缩

第四章 福利国家的政治

第五章 60年代：纷扰的繁荣

第六章 保守主义运动

第七章 大分化

第八章 不平等政治

第九章 大规模的分心武器

第十章 新平等政治

第十一章 医疗的当务之急

第十二章 迎战不平等

第十三章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